“大家看这本书,如果看到谎话一定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原则。”《九十年沧桑 :我的文学之路》自传发布会上,乐黛云发表了这番讲话。用热情、真诚对待事情,是90岁的她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贯如此的风格。
做被遗忘的鸣锣者
1984年到1989年间,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之时,50岁的乐黛云正打算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她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想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她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如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学生的欢迎促使她更好地准备,大量增进着自己的系统知识积累。回到讲台后,乐黛云是校园里口耳相传的“偶像老师”:飞扬的旁征博引、沛然的感情,引领着学生在茅盾与尼采的文本里共振、在周扬与布莱希特的思想里畅游,那真是一种文学课堂独有的魅力。
其间,乐黛云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她真诚地写道:“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他们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在他们登上宏伟壮丽的历史舞台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人鸣锣开道,打扫场地!我愿作那很快就会被遗忘的鸣锣者和打扫人。”
被山水浸润的性格
1931年,乐黛云出生在美丽的山城贵阳。她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他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她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后,他们一家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父亲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个花溪小院。最好玩的是在院墙外的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少年时的乐黛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她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乐黛云快乐地度过了初中时代。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其中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下江人”,名叫朱桐仙。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知识之后给学生讲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简爱》等等,这些美丽的故事吸引了乐黛云,她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在老师的熏陶下,乐黛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生命要有热度
1948年,乐黛云同时收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父亲执意令她去南京读书,而她早已深深向往北京大学。母亲给了她10个银元,默许她改道北京。在北大,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吸引着乐黛云。当时的一年级设在宣武门城墙下的旧“国会” 会址,离沙滩校本部还挺远,课程有沈从文先生教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教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教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教西洋哲学概论,还有化学实验和英文…… 她喜欢听这些课,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也喜欢步行半个多小时,到沙滩校本部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
1949年新的世界展开,乐黛云开始为《北平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撰稿。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她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而随后10余年间,乐黛云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里,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她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有条件时便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很难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乐黛云,她永远是多彩的。这样的性格天然地适合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但她的生命有一种贯穿的确信:无论成与不成,都去做。
从中国文化出发
跟随着新时代的浪潮,乐黛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这里她与汤一介相遇。汤父是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国学大师汤用彤。1952年,乐黛云与汤一介结婚。北大同年从沙滩红楼迁址燕园,自此,未名湖畔多了两只始终同行的小鸟。
乐黛云回忆说,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汤用彤先生晚年脑溢血,乐黛云帮他做了很多事情,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成书。有一次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乐黛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老先生很惊讶,连说,《诗经》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这件事令乐黛云惭愧万分,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她说,“五四时期” 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锺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汇编/李彦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