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稍候...
  • 彭绍贵老师辅导学生作业
  • 彭绍贵老师在上课
  • 彭绍贵老师在上语文课,教授孩子们新成语
  • 放学时,彭绍贵老师叮嘱学生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
  • 有时,彭绍贵老师还会护送学生们回家
  • 彭绍贵老师带学生野外过“六一
  • 彭绍贵老师带学生到野外过“六一”与学生交心谈心
  • 彭绍贵老师带学生野外过“六一”和孩子们合影

背景介绍


  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也是“麻风村”的第二代孩子。他的父母均是麻风病人,在麻风村长大,他饱受歧视和屈辱。小时候没进过一天学堂,童年,他只能在油灯下苦读,拜师于村中一个识字的老师门下。因为他始终坚信“要改变命运,只有发奋读书!”,通过努力付出,他终于走出了大山!

  “麻风村”由于地理特殊,条件艰苦,村小老师来了又走,最终无一人愿意留下。村中无老师,孩子就只能辍学,没有知识,“麻风村”的孩子只能被困大山。“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我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此时,彭绍贵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成为了麻风村唯一坚持下来的老师。如今,在大山里坚守12年的他教了80多个麻风病人后代。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大学生和4名中专生。

  近日,未成年人网记者(邹金利)在线专访了彭绍贵这位"麻风村"中唯一的老师。

记者:藤蔑河村被称为“麻风村”,作为“麻风村”的第二代,你们的教育条件如何?


彭绍贵:我是1976年出生的,小时候没进过一天学堂。我的父亲也识字,白天我们要干活,到了晚上,他的眼睛在油灯下看不清字,也没法教我读书。后来,父亲找到村子里一个识字的老师,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给我讲课。平日里送些干柴和蔬菜,就算是学费。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我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我们就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白天干活很累,到晚上就困得不行,很多同伴都学得不认真。长大后,由于没有文化,就只能在家务农或是外出打工,我是唯一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记者:因为是“麻风村”的第二代,你们是否承受了很多误解和屈辱?


彭绍贵:是的。麻风病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作为第二代,我们从小就被别人称为“麻风病人”。有一次,我和小伙伴沿着羊肠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卖东西的人不敢用手接我们递过去的钱,一边用镊子夹住,一边念叨,“麻风儿还出来祸害人”。还有一次,我跑到乡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员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声叫嚷着赶我出去,“麻风儿,谁叫你来的?叫你们管理员来。”那一次,我哭着跑回家。

这两次下山经历,都让我感觉到什么是“屈辱”。后来,只要不是特别必要的情况,我一般都不会出村。

记者:第二代人是如何慢慢走向外界的?


彭绍贵:1994年,村里一个40岁的人外出打工。在他的引导下,到1996年,陆续有20多人走了出去,其中也包括我。临县的都知道我们村是麻风村,为了怕被认出,我们都选择离家较远的城市打工。

打工时,我的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我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记者:打工3年间,你的月工资最高可拿到2000元。1999年,你却放弃打工、成为村里的代课老师,当时的月工资只有138.5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彭绍贵:不是这个村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做法。1992年,我们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6岁的、10多岁的,上的都是一年级。到1996年,3个老师觉得工资太低、没法生活,就转走了。后来的两个代课老师,也是因为工资低,决定要离开。当时的工资只有100多,外面的老师根本不愿意进来。他们只好在村里物色合适的人,听说我识字,便找到了我。

他们告诉我,我不干的话,这个学校就要关门。一想到40多个学生要停课,我就很痛心。想到童年时没地方上学的艰辛,想到打工期间、同伴们因为没有文化、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苦楚,我告诉自己,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我们这代的悲惨命运不能在下一代身上重演。于是,我便毅然接下了这份工作。

记者:刚开始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都是怎么克服的呢?


彭绍贵:40多个孩子,来自4个年级,每天都得上语文和数学课。安排这个班预习或是做作业时,就赶着给另一个班授课,一整天下来,累得够呛。

前几届的孩子,读完小学便不读了。我想着,这不行啊,肯定得想办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啊。后来,认识了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和他的夫人。1999年,郑用熙夫妇在离我们村子10多公里的地方建起了“马海德希望小学”。2000年起,我们村小四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可以转入希望小学读书,也就有了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机会。

记者:有没有想过中途放弃呢?


彭绍贵:有一段时间,几个月没拿到工资,家里经济压力也大,就有些想打退堂鼓。每次走在10多公里长的通往山外的路上,我就特别地无助和无奈。我去小时候常常放牛的地方想了几天。我想起小时候白天放牛、晚上油灯下读书的不易;我想起多年前,有一次放牛时突降大雪,我抄近路回家,丢下牛不管,结果两头小牛犊冻死了。后来,我一直为此事懊悔不已!

想到这些,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丢下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像当年那些小牛犊一样,需要保护!

记者:2003年,你第一次以学生身份走进学堂,在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为什么要继续学习呢?


彭绍贵:刚开始教书时,我感觉比较吃力,深知自己的基础知识还不够扎实。我想着,不能误了孩子们啊。进学校是我童年未能实现的愿望,我一直渴望能在学校接受专业的训练,提升自己。2003年的秋天,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同意录取我,我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

在我脱产读书的两年时间里,经常能收到孩子们寄给我的信件。他们和我谈心事,聊理想和未来。快要毕业时,我就给教育局局长写信,想要继续回去教书。我已经离不开孩子们了。

记者:哪些孩子最让你感动,他们教会了你什么?


彭绍贵:第一拨走出大山的孩子,他们最让我感动。他们就像大山里的一股清风,给我们这个村子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

2003年,我们村里6个学生,获得了第一次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机会。他们考上镇里的初中,成为我们村里第一拨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人。后来,这6个孩子中,有3人读了职业高中,1人考上普通高中。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们都是村子里第一拨通过学习走出去的人。他们走的这条路,是前人从来没有经历的,是未知的、艰难的。

我们第二代一直不敢走出去,怕尝试屈辱的滋味。如果第三代的这一拨孩子,因为受到打击或是自卑就回来了,后面的人就再也不敢走出去了。可是,这拨孩子没有退缩,他们坚强地继续往前走。他们和外界的孩子同吃同住、一起学习,也让外界正确地认识我们。

我很感谢他们,是他们的成功和勇敢支撑着我,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然,我的精神可能早就垮了。

记者:小时候的种种经历,让你内心有过强烈的屈辱和自卑感。如何避免在第三代孩子身上出现这样的情况?


彭绍贵:小时候,当别人说我是“麻风病人”,我就会哭、会觉得自卑,这是我们这代人都在想拼命逃避的东西。而现在,如果还有人这么称呼我,我就会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我身上的麻风病。对方指不出,我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

我告诉孩子们,就算别人指着你的脸说,你有麻风病,也不要怕。拿出疾控中心的证明来,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

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去抱怨社会,如果我们无法扭转现状,就要学着去适应。让我们曾经的不幸,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要用自己的成绩去证明:我们是正常的,我们也可以很强!

记者:你希望能带给第三代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你们第二代人没有的?


彭绍贵:我们第二代人没有文化,只能在家务农或是外出打工。打工干的也都是体力活,又脏又累,没有社会地位。我希望给第三代孩子带去文化和知识,为他们架起一座通往外界的桥梁。只要有文化,就算是打工,也不用干苦力了。

现在,我的很多学生的文化水平都比我高,希望他们长大后可以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更高的职位,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这代人过得精彩。

记者:第三代人的出路在哪里?


彭绍贵:读书,然后走出去。替我们这代人、替我们的上一代,走出去。

记者:对于学校的未来,你有什么规划?


彭绍贵:学校的教学设施还比较差,我想给孩子们建一个篮球架。但学校周围没有空地,这事什么时候能办成,也就不清楚了。

现在,我们周边很多小学都在用电脑教学,我想自己买台电脑,搭一根网线,试着进行电脑教学。不然,等以后我们学校的孩子出去、到别的地方上学,就没法和其他学校接轨了。

记者:你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彭绍贵:我有两个心愿,一是学校的基础设施能越来越好、孩子们都能以优异的成绩走出去;二是我的父亲已经快看不见了,希望他能好起来。县城离家太远了,我想带他出去看病,却怕他身体承受不了。(记者\邹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