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航者第一期-未成年人网

背景介绍: 宋迪泉，四川省成都邛崃市高何镇的退休老师，1955年8月参加工作，在高何镇黄坝小学教书，当了42年的教师，于1997年退休。由于不愿再看到山区的孩子们求学无门的无助，希望孩子们早日走出大山，报效国家，退休10年的他在家中办起“家庭辅导站”，至今已经有5个年头。虽然家里面积不大，辅导站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宋迪泉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说，等这批学生长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长大了，我又继续再教一批……我会教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2012年9月6日，未成年人网记者(邹金利)在线专访了宋迪泉老人。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开补习班？为什么选择在家中办学？: 宋迪泉：我1955年8月参加工作，在高何镇黄坝小学教书，当了42年的教师。1997年退休后，加入了当地的书画协会。每个月领着退休金，却什么事也不干，我心里觉得不踏实。我又没有其他爱好，不沾烟酒，也不好打牌，但我就是闲不住，总想做些事情来发挥余热。

我居住的地方叫高何镇，这里地处邛崃山区，人多耕地少。从2000年以来，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出外打工，当地小学生中，不少孩子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早日走出大山，报效国家，在创作之余，我开始走街串巷到各家去指导孩子们的功课，常常整日耗在学生家中。逐渐地，请我帮忙补习的家长越来越多，而这时我又患上了坐骨神经痛，腿脚不大灵活。于是，我便决定把需要辅导的孩子集中起来，在自家的院坝里办起了学堂。没想到，这一办，就是整整五个年头。

记者：刚开始，遇到过哪些困难，都是怎么解决的？: 宋迪泉：我们家住的是几十年前的木砖房，房梁上杂乱地堆放着朽木，家里只有三间屋子，里面都黑乎乎的没什么陈设。平时家里不开灯，靠着破损的几处瓦片漏出的光线维持生活照明，最像样的家具只有主屋里的电视机和一台冰箱。

刚开始辅导班是办起来了，可最难的是没有上课的地儿。所以，便在屋檐下靠墙斜放两块大小不等的黑板，露天坝里摆上十来张高矮不一的课桌，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教室。遇到阴雨天，我就把这些桌子全部挪到门廊里，因为有屋檐，勉强可以遮风挡雨。

自从有了“院坝学堂”，镇子里低龄留守儿童的假期教育总算有了着落。可办学毕竟需要开销，给孩子们添置铅笔、作业本，印刷试卷，请英语老师的花费，都是我一人承担。来上课的孩子多数离家较远，因此，除了教学用具，中午吃饭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孩子们这么远跑来上课，肯定不能让他们饿着了。每顿饭，我都会让老伴买一些肉做给孩子们吃，有些孩子不好意思夹菜，我就给他们把肉放进碗里。当时，我的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老伴没有收入，还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跟着我们一起生活。为了省钱，我和老伴每天都要佝偻着身子去自家的三亩地里做农活，只吃自己种的菜，省下来的开支都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记者：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继续坚持？: 宋迪泉：最开始的条件确实很苦，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我喜欢孩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钱花光了又怎么办？我就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一个高兴。我都70好几了，钱没了就没了吧，本来也没打算要给子女留下什么。

后来，一些学校知道我开办“院坝学堂”的消息后，高何中学、高何小学的负责人还特地送来了黑板，搬来了20多套桌椅板凳。屋子面积只有50多个平方，没有地方摆放，所有设施就只好摆在屋檐下。我这个专门接收留守儿童的“家庭辅导站”也算是正式办了起来。

记者：这几年的办学，老伴和孩子们都支持吗？反对过吗？: 宋迪泉：刚开始时，老伴和儿子们都不太支持，都说我这么大年纪了，瞎折腾什么。大儿子在家务农，小儿子是高何医院骨干，我也有退休金，日子也算过得去。可是，一想到山区孩子们一双双充满期盼与渴望的眼睛，我就难以释怀。我告诉自己，无论有多么难，我都要坚持办下去。后来，在我的感染下，老伴也加入进来了。上午做完农活后，她就去街上买肉，然后给孩子们做饭。

记者：总共教过多少个孩子？你从教这么多年，你的从教理念和主张是什么？: 宋迪泉：五年来，我一共教过300多个孩子。今年暑假是我最忙的时候，有94个孩子来我这里上学。还好4个大学生志愿者也过来帮忙，不然，我实在忙不过来。

我不懂英语不会电脑，但却懂得该如何教育。我注重的不仅是简单的学习上的辅导，还包括在社会道德、心理健康、行为养成等方面给孩子们以正确的教育、引导和关怀。我既教他们文化，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课业辅导之外，我还组织学生开展故事会，讲成功人物少年立志、勤奋好学和以身报国的故事。偶尔的时候，也会搞点娱乐，给孩子们安排下特长学习，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

耐心和关心是很重要的，比如有学生请假没来上课，课后我会去他家了解情况；如果学生有一道题不解，我也会手把手地教，直到他会了为止。另外，对孩子也不能过于严厉，态度要温和，不然，他就不愿意来了。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留守孩子的？你希望能教会他们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宋迪泉：留守儿童其实都是很普通的孩子。但是，因为缺少父母的教育和关爱，他们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也需要被正确引导。一有时间，我就到孩子们家里走访，和他们的爷爷奶奶沟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

为激励孩子们上进，我制定了奖励措施，给在学校期末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孩子颁发“现金奖”，第一名10元，第二名8元，三到十名5元，进步大的还有特别奖10元。所以，一领到期末成绩单，孩子们都不先回家，而是直奔我这儿来领奖。平时，我也常常给表现好的学生几元钱以资鼓励。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骆宇杰是我们镇上的留守儿童，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他出生仅11个月的时候，父母便去了沿海打工，三年才回家一次。以前他就爱调皮捣蛋，经常被老师批评，有次还差点把同学弄伤；回家就只知道玩。为了教育骆宇杰，爷爷奶奶罚也罚过，还让他写了保证书贴在堂屋墙上，可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去年，骆宇杰就得到了我给的10元钱进步奖，上年的期末考试还从全班的20几名升到了第4名。

这就说明，学生们其实都有自尊心，既要罚也要奖。孩子成绩不好，没做对的题目我就守着他重新再做；一旦有了进步，我便会去奖励他，让他知道这样的表现才是对的。

记者：孩子们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你的做法的，他们放心吗？: 宋迪泉：刚开始时，有些家长确实也不太放心。但毕竟我是教了这么多年书的老教师，有些孩子的爸妈，曾经也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知道这个“家庭辅导站”是办在我家里之后，就主动地、陆续把自家的孩子送过来。

有一次，一个领导下乡视察时，问一个外出务工青年，说“在外面打工，对家里的孩子放心吗？”这个青年回答说，“孩子每周都去宋老师那里上课，有宋老师照顾，我很放心。”后来，别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听了特别感动和欣慰。这说明，把孩子交给我，家长是很放心的。

记者：最让你放心不下的事情是什么？以后的打算？补习班的未来设想？: 宋迪泉：现在，在当地政府和一些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的“院坝学堂”的雨棚马上就搭好了。以后娃娃上课，就再也不会淋雨、晒太阳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些孩子。等这批学生长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长大了，我又继续再教一批……我会教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后来也做了老师，前不久退休后，他主动提出要过来帮忙，想和我一起教育这些孩子们。我知道，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要一边教，一边培养接班人。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院坝学堂”仍将一直存在，孩子们也会继续有地方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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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翁办“院坝学堂”让人钦佩

在宋迪泉老人身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教育”的理念，正在真切地彰显；在宋迪泉老人身上，一颗无私的爱心，正在滋润与呵护着那些留守的幼苗茁壮成长；在宋迪泉老人身上，一种对教育的挚爱、坚守与追求，正在照亮那些山区孩子前行的道路……在他的“院坝学堂”里，宋迪泉老人奉献着，幸福着，快乐着，无怨无悔，山区孩子们学习着，生活着，成长着，无忧无虑，构成了一幅多么感人的场景！

“为孩子们上课，我感到很快乐。”--宋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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