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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老师正在为留守孩子们讲课。杨成龙摄影报道
  • 宋老师正在孩子们作辅导。杨成龙摄影报道
  • 对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测试。杨成龙摄影报道
  • 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以门板搭成的乒乓球桌打乒乓球。杨成龙摄影报道
  • 宋老师和孩子们的合影。杨成龙摄影报道

背景介绍
宋迪泉,四川省成都邛崃市高何镇的退休老师,1955年8月参加工作,在高何镇黄坝小学教书,当了42年的教师,于1997年退休。由于不愿再看到山区的孩子们求学无门的无助,希望孩子们早日走出大山,报效国家,退休10年的他在家中办起“家庭辅导站”,至今已经有5个年头。虽然家里面积不大,辅导站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宋迪泉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他说,等这批学生长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长大了,我又继续再教一批……我会教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2012年9月6日,中国未成年人网记者(邹金利)在线专访了宋迪泉老人。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开补习班?为什么选择在家中办学?
宋迪泉:我1955年8月参加工作,在高何镇黄坝小学教书,当了42年的教师。1997年退休后,加入了当地的书画协会。每个月领着退休金,却什么事也不干,我心里觉得不踏实。我又没有其他爱好,不沾烟酒,也不好打牌,但我就是闲不住,总想做些事情来发挥余热。

我居住的地方叫高何镇,这里地处邛崃山区,人多耕地少。从2000年以来,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出外打工,当地小学生中,不少孩子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早日走出大山,报效国家,在创作之余,我开始走街串巷到各家去指导孩子们的功课,常常整日耗在学生家中。逐渐地,请我帮忙补习的家长越来越多,而这时我又患上了坐骨神经痛,腿脚不大灵活。于是,我便决定把需要辅导的孩子集中起来,在自家的院坝里办起了学堂。没想到,这一办,就是整整五个年头。
记者:刚开始,遇到过哪些困难,都是怎么解决的?
宋迪泉:我们家住的是几十年前的木砖房,房梁上杂乱地堆放着朽木,家里只有三间屋子,里面都黑乎乎的没什么陈设。平时家里不开灯,靠着破损的几处瓦片漏出的光线维持生活照明,最像样的家具只有主屋里的电视机和一台冰箱。

刚开始辅导班是办起来了,可最难的是没有上课的地儿。所以,便在屋檐下靠墙斜放两块大小不等的黑板,露天坝里摆上十来张高矮不一的课桌,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教室。遇到阴雨天,我就把这些桌子全部挪到门廊里,因为有屋檐,勉强可以遮风挡雨。

自从有了“院坝学堂”,镇子里低龄留守儿童的假期教育总算有了着落。可办学毕竟需要开销,给孩子们添置铅笔、作业本,印刷试卷,请英语老师的花费,都是我一人承担。来上课的孩子多数离家较远,因此,除了教学用具,中午吃饭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孩子们这么远跑来上课,肯定不能让他们饿着了。每顿饭,我都会让老伴买一些肉做给孩子们吃,有些孩子不好意思夹菜,我就给他们把肉放进碗里。当时,我的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老伴没有收入,还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跟着我们一起生活。为了省钱,我和老伴每天都要佝偻着身子去自家的三亩地里做农活,只吃自己种的菜,省下来的开支都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记者: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继续坚持?
宋迪泉:最开始的条件确实很苦,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我喜欢孩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钱花光了又怎么办?我就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一个高兴。我都70好几了,钱没了就没了吧,本来也没打算要给子女留下什么。

后来,一些学校知道我开办“院坝学堂”的消息后,高何中学、高何小学的负责人还特地送来了黑板,搬来了20多套桌椅板凳。屋子面积只有50多个平方,没有地方摆放,所有设施就只好摆在屋檐下。我这个专门接收留守儿童的“家庭辅导站”也算是正式办了起来。
记者:这几年的办学,老伴和孩子们都支持吗?反对过吗?
宋迪泉:刚开始时,老伴和儿子们都不太支持,都说我这么大年纪了,瞎折腾什么。大儿子在家务农,小儿子是高何医院骨干,我也有退休金,日子也算过得去。可是,一想到山区孩子们一双双充满期盼与渴望的眼睛,我就难以释怀。我告诉自己,无论有多么难,我都要坚持办下去。后来,在我的感染下,老伴也加入进来了。上午做完农活后,她就去街上买肉,然后给孩子们做饭。
记者:总共教过多少个孩子?你从教这么多年,你的从教理念和主张是什么?
宋迪泉:五年来,我一共教过300多个孩子。今年暑假是我最忙的时候,有94个孩子来我这里上学。还好4个大学生志愿者也过来帮忙,不然,我实在忙不过来。

我不懂英语不会电脑,但却懂得该如何教育。我注重的不仅是简单的学习上的辅导,还包括在社会道德、心理健康、行为养成等方面给孩子们以正确的教育、引导和关怀。我既教他们文化,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课业辅导之外,我还组织学生开展故事会,讲成功人物少年立志、勤奋好学和以身报国的故事。偶尔的时候,也会搞点娱乐,给孩子们安排下特长学习,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

耐心和关心是很重要的,比如有学生请假没来上课,课后我会去他家了解情况;如果学生有一道题不解,我也会手把手地教,直到他会了为止。另外,对孩子也不能过于严厉,态度要温和,不然,他就不愿意来了。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留守孩子的?你希望能教会他们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宋迪泉:留守儿童其实都是很普通的孩子。但是,因为缺少父母的教育和关爱,他们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也需要被正确引导。一有时间,我就到孩子们家里走访,和他们的爷爷奶奶沟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

为激励孩子们上进,我制定了奖励措施,给在学校期末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孩子颁发“现金奖”,第一名10元,第二名8元,三到十名5元,进步大的还有特别奖10元。所以,一领到期末成绩单,孩子们都不先回家,而是直奔我这儿来领奖。平时,我也常常给表现好的学生几元钱以资鼓励。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骆宇杰是我们镇上的留守儿童,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他出生仅11个月的时候,父母便去了沿海打工,三年才回家一次。以前他就爱调皮捣蛋,经常被老师批评,有次还差点把同学弄伤;回家就只知道玩。为了教育骆宇杰,爷爷奶奶罚也罚过,还让他写了保证书贴在堂屋墙上,可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去年,骆宇杰就得到了我给的10元钱进步奖,上年的期末考试还从全班的20几名升到了第4名。

这就说明,学生们其实都有自尊心,既要罚也要奖。孩子成绩不好,没做对的题目我就守着他重新再做;一旦有了进步,我便会去奖励他,让他知道这样的表现才是对的。
记者:孩子们的父母是如何看待你的做法的,他们放心吗?
宋迪泉:刚开始时,有些家长确实也不太放心。但毕竟我是教了这么多年书的老教师,有些孩子的爸妈,曾经也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知道这个“家庭辅导站”是办在我家里之后,就主动地、陆续把自家的孩子送过来。

有一次,一个领导下乡视察时,问一个外出务工青年,说“在外面打工,对家里的孩子放心吗?”这个青年回答说,“孩子每周都去宋老师那里上课,有宋老师照顾,我很放心。”后来,别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听了特别感动和欣慰。这说明,把孩子交给我,家长是很放心的。
记者:最让你放心不下的事情是什么?以后的打算?补习班的未来设想?
宋迪泉:现在,在当地政府和一些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的“院坝学堂”的雨棚马上就搭好了。以后娃娃上课,就再也不会淋雨、晒太阳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些孩子。等这批学生长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长大了,我又继续再教一批……我会教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后来也做了老师,前不久退休后,他主动提出要过来帮忙,想和我一起教育这些孩子们。我知道,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要一边教,一边培养接班人。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院坝学堂”仍将一直存在,孩子们也会继续有地方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