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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家·封面故事]鲍鹏山:风流去,文化归来

发表时间:2021-07-15 10:29:00    来源:新教育家
  父亲的家国
  谈诸子百家,论风流人物,鲍鹏山很少说自己。他描述自己的人生:从安徽到青海到上海,从农民到学生到老师。
  在收录了他“用情最深也最好的文章”的《风流去》一书中,他却用一篇序言的笔墨,怀念他的父亲和童年。“三千年来浪淘尽,一声叹息风流去。” 当个人生命化入历史,“父亲的家国”,成为他治学的缘起、情感的寄托。
  1960年代初,鲍鹏山出生于安徽六安一个小乡村。那是一个匮乏的时代,追忆童年,他最深的记忆是:没饭吃,没书读。
  1979年秋,鲍鹏山到毛坦厂中学读高中,学了不到两个月就转学了——家离学校有60里路,他只能在学校食堂买菜吃,即使每顿只吃三分钱一份的青菜,也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转到离家近的一所中学后,鲍鹏山每次回学校,就带上母亲做的咸菜,满满一坛,能吃三天。三天后再回家取。

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2013年创办浦江学堂
  更深的饥饿感来自精神。乡下没有书,多少个夜晚,鲍鹏山躺在床上,眼睛没有着落处,只好将墙上贴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鲍鹏山的父亲少时读私塾,读《论语》《孟子》。在鲍鹏山的记忆中,“地道的农民”父亲,是一位 “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情怀和气质,民胞物与,感怀万端;有着读书人的思维方式,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有着天下家国的眼光,忠臣孝子,修身齐家。”
  当时习而不察,等到走出乡村,到了城市,遇到更多“见多识广”的父辈人时,他才发觉父亲身上的气质有多难得。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
  而相比经典,传自《千家诗》的古诗熏染,则显得轻松而随意。
  鲍鹏山与妹妹在房前种南瓜,父亲见了便吟“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他放牛回来,父亲吟:“牧童归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父亲集资建了一个小小的观音庙,春节写春联时,鲍鹏山不知如何写,父亲说道:“庙小无僧风扫地,天高有月佛前灯”。
  在劳动和饮食外,父亲又将另一个世界指给鲍鹏山看。那个世界,有李白,有杜甫,有范成大。“一种精神的联系来自遥远的历史,生命因而被拓展了。”
  即使困难,父亲还是想尽办法,供孩子们读书。鲍鹏山至今记得父亲的一把自制手杖上,写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在他看来,父亲的内心是孤独的,因此希望通过自己的培养,让孩子们能听懂他的心声。
  自然而然,鲍鹏山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
  初中时,他学写旧体诗。没有格律训练,读得多了,下笔就写。到高中,语文课本发下来,他用一晚上时间看完,之后上课便“自我放养”。老师在上面讲,他就在下面照着课文情节吟古诗,作绝句。
  鲍鹏山的大哥教他数学,一次看到他在下面看小说,气得说:你有本事考个中文系,天天看小说,天天看电影。鲍鹏山心想:还有这好事?
  于是,理科成绩年级第一的鲍鹏山,坚决转学文科,考大学时,鲍鹏山选择了中文系。

1985年5月,就读安徽师范大学的鲍鹏山(左)与同学合影

大学期间,余恕诚教授对鲍鹏山的学术和志向,产生了关键影响
  世界都不一样了
  1981年,鲍鹏山来到位于江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念书。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夜春风吹来新气象。理想和热忱,是那个年代的标识。
  学校尚没有繁杂的课程,一学期的文学史课,鲍鹏山用一个星期就看完了;也没有拘束的制度,辅导员对学生说:你可以不到教室来听课,总要到图书馆看书吧;你如果不去图书馆看书,总要在宿舍读书吧;如果你不想待在宿舍,想上街走走,总要逛逛新华书店吧。
  鲍鹏山就是那个将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的学生。
  就在这样的“散养”下,学生们的创造力被激发,虽是本科,同学们却都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各自的“研究”。有研究古代史的、军事史的,有研究美学的,耐性好的搞语言,头脑灵活的搞创作。一个班四十个人,鲍鹏山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古代文学。
  起初,他将文学当作一个个课题来研究:苏东坡是豪放派,辛弃疾也是豪放派,两个豪放有何不同?不止教材,鲍鹏山把所有基础书,连同许多研究唐诗宋词的单行本,统统翻了个遍。他逐渐感到,面对越来越多的资料,他无法从中升华、提炼出主张,“没有看到人性的深度,就没有真切的体会”。直到他听到唐诗研究大家余恕诚先生的一场讲座。
  在那场学术讲座上,余恕诚讲唐代边塞诗,题目是《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两小时后,鲍鹏山从教室出来,看着街边的树木都觉得亲切,“世界都不一样了”。这种思维被刷新的感觉,他说,就像“智慧的光把知识照亮了”。
  从此,余老师的课,鲍鹏山从未缺席。这种读书、教学的境界,慢慢成为鲍鹏山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鲍鹏山真切萌生了当老师的念头。但是,他自认为做不到哥哥们那样,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他的讲读风格,由心而发,随性而至,不设标准答案,这和中学需要面对的应试,并不相宜。
  鲍鹏山期望的是:我讲的,只有我能讲。他要为自己立下标尺。
  岁月如歌
  在《我和我的青海》中,鲍鹏山深情地写道:“有一份从容,有一份自在,是人生很难得的境界……我离开青海已经八年了,但青海在心中,在性情中,离不开了。”
  回到三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鲍鹏山,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在哪里教书。是接受分配回家乡?从六安乡村到芜湖,世界刚刚对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打开一个窗口。他不甘心。
  办法也有,考研。当时,鲍鹏山写信给天津师范大学的陶渊明研究专家吴云教授,以骈文自荐,志在必得。吴先生很快回信,赏识他的才气,关怀备至。遗憾的是,鲍鹏山被外语挡在了门外,临考前,他主动放弃了。
  他想到了“支边”。
  八十年代,“诗和远方”尚未被精致化,还带着一腔粗粝的热血本色。“开发大西北”“热土”,对鲍鹏山这样的青年,有着难以言喻的魅力。“那么大的舞台,我们可以活得很潇洒。”
  鲍鹏山于是给青海教育学院(后和青海师范大学合并)写信。在他的想象中,青海是艰苦而浪漫的:夜里,帐篷外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他们在微弱的烛光下酣畅诗酒,挥笔成文——“敢想”,鲍鹏山笑着回忆道。
  不久,鲍鹏山和十多名同学,便一同踏上了去往青海的支边之路。那时他没想到,他将要在青海待上十七年,历经世事起伏,人生跌宕。
  支边,可以自己选择职业,同辈中有的选到文化厅,有的选到组织部、宣传部,有的选到报社,他则选择了在当时并不被看重的老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的人生三乐之一。冥冥中,鲍鹏山在尝试确定他的使命感。
  到西宁下了车,鲍鹏山惊讶了:这俨然是一座高原上的大城。除了周边苍茫的群山,和其他城市并无两样。放下“天苍苍,野茫茫” 的文学想象,他转而发现,西宁包容、大气的氛围,竟是他到过的城市中最好的一个。
  “在这里,全国各地人都有。一桌十个人吃饭,青海人、天津人、山东人、安徽人、四川人,五湖四海来相聚。这种感觉你知道多好么?”鲍鹏山如鱼得水。
  二十多年后,鲍鹏山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在与记者对话时还说,青海给了他三样最珍贵的东西:高度、宽度、距离。这里是高原,是古昆仑;当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这里也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地,可以放眼全国,乃至世界。
  鲍鹏山走上讲台。一开始,到青海教育学院的附属师范给中师生上课,上修辞学和语言基础课。第二学期,开始给大学生上课,讲中国古代文学。
  这段时间,鲍鹏山每天以书为伴。地偏心更远,辽阔、安静的青海,安顿了他一颗活跃的心。
  “日子过得像歌一样”,鲍鹏山说。
  如临深水,亦可自照
  现在的鲍鹏山已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多年,写《孔子传》,上《百家讲坛》讲孔子,讲《水浒传》,又身兼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但是,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他直到自己当老师,才算真正开始深入接触。
  这之前,他着迷的是鲁迅。还在大四时,鲍鹏山就在图书馆里将鲁迅全集读完了。“鲁迅的每个寂寞,每个压抑,每个愤怒,我都深切地理解。”如果说余恕诚打通了鲍鹏山文学鉴赏的窍门,鲁迅则打开了他看世道人心的眼界。
  人面对的现实和他的精神求索,往往重叠交错,互为因果。在青海教了几年书,鲍鹏山感到蓬勃的情怀逐渐淡去,现实的困顿步步迫近。
  “召唤已经传来,我将离去……在我走进血红的夕阳之前,我留下这五千言的零乱箴言,在世纪的废墟中如泼散的弹子。愿你们仔细地收捡,当一切都已堕落,一切都已不可为,你们就去玩弹子。”这是鲍鹏山读老子时写下的《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
  九十年代,随着改革深入,市场化浪潮袭来。鲍鹏山的很多朋友都放弃学术,摇身一变,成为商海健将,“挥斥方遒,大有作为”。远在青海的鲍鹏山,逐渐感到无所适从。“处盛世而无为,我感到很害羞,很寂寞。”
  他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历程,期望从中寻找自己的出口。
  他这样看孔子:“孔子一生见过不少诸侯……有谁用他呢?天下人事纷纷扬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且万古不变的尺子,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

鲍鹏山“孔子三来”系列书籍
  只有在庄子这里,他才能找到慰藉。“庄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心灵,最温柔的心灵,最敏感因而也最易受到伤害的心灵。”
  鲍鹏山坦承,他最尊敬孔子,但最热爱庄子。他想象和庄子并肩而坐,为这生机勃勃又暗流涌动的世代守夜。“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
  鲍鹏山说,不是国学经典教给了他什么,而是当历经世事变幻,他更能从经典中读出人生的况味——生命的哲学,本就需要用生命去实践,去体会。
  他逐渐意识到,学院派的研究、写作方式,并非他所长。鲍鹏山写文章,很少看别人怎么写。比如写李白,他就直接从读《太白集》入手。后来写屈原,他拖了几个月,查遍资料找不到下手处,一天晚上喝过酒回到住处,一口气就写完了。“找到一个切口,就像用笔刺穿一个小孔。”
  在鲍鹏山看来,社会确实需要培养专家,但更多的还是培养有见识的人,这就需要有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引他们认识经典,感悟人生。
  鲍鹏山每每走出学校,到周边的商店买水果、茶叶和衣服。他想,劳动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产品,我们这些位于知识象牙塔中的学者们,又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
  扬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鲍鹏山心想:写文著书,开坛论讲,未必不能成为学者影响社会的方式。
  于是,他开始为自己写“心史”。从诸子百家到屈原,从司马迁到陶渊明,一系列历史散文写下来,逐渐形成了温润、稳健的书写风格。“不仅切入历史,更切入人性,不仅充满诗性的力量,更充满思想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己。”一位读者这样说道。
  在九十年代青海的一间教师宿舍,鲍鹏山一写就是十年。
  1998年,贾平凹创办的《美文》杂志向鲍鹏山发出邀请,这些文章被以专栏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又结集成书,取名《寂寞圣哲》。
  在《庄子:人在江湖》里,他写道:“梦醒之后……眼前无处不是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身旁无处不是周行不殆的造化之机——庄周庄周,本即是康庄大道周行不殆之意也!” 近不惑之年,鲍鹏山再入“江湖”,发现看似无路之处,恰有柳暗花明。
  文化的荣光与尊严
  离开青海前一年,鲍鹏山回家探了一次亲。七十岁的老父亲难得见他一面,拉住他交代后事,这让他倍感歉疚。
  十七年,远行的游子,是时候回来了。
  2001年,机缘巧合之下,鲍鹏山认识了上海电视大学的一位主任。他提议鲍鹏山来电视大学教书。
  就此收拾行装,作别高原。
  但鲍鹏山选择上海,并不全然因为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也和上海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氛围有关,和电视大学“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有关。
  本世纪初,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上海,就提出要建设一所既能提供学历教育,又能提供职业培训,还能开展休闲和文化教育的新型大学,使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大学的目标群体,包括上海900多万外来务工者,以及学习需求日益强烈的普通市民。
  2010年7月,上海电视大学更名为上海开放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以开放命名的新型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资源丰富的“学习大超市”,一座纵横交叉的“教育立交桥”。
  开放大学“为了一切学习者,一切为了学习者”的教学理念,对鲍鹏山来说并不陌生,他写专栏、著书多年,面对的就是普罗大众,收获的支持和感动,也多如涓涓细流,从远方汇集而来。“开放教育,是教育平权的历史进步。”鲍鹏山说。
  在许多人眼中,鲍鹏山是学者。但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读者,对他上《百家讲坛》却并不感到意外:从专栏作家,到大学教授,到走上电视荧屏,鲍鹏山自始至终做的都是一件事:普及。
  2009年前后,鲍鹏山登上《百家讲坛》,讲《水浒》。

2008—2010年,鲍鹏山先后在《百家讲坛》主讲《新说水浒》《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研究先秦诸子的鲍鹏山,对《水浒》并未深读过,原以为不能胜任,但制片人的一句话打动了他:“我们做这个节目,不是想请专家讲专业知识,而是想通过一部作品,把学者的学养和见识展示出来。”即使如此,鲍鹏山也没预想到,他就此“一炮而红”。
  2010年2月,鲍鹏山携新作《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再登讲坛。从成长、学习、志业三个角度,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孔子。
  这种不拘传统的讲学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强烈反响。仿佛多年前那种“用智慧照亮知识”的感觉,再次隐秘地打开了。他直指文化传播的本义:“文化的本质是‘化’。人文知识如果不能内化为思维,你就不能理解它的逻辑;如果你不理解,不相信,知识对你来说就没有用处。”
  鲍鹏山笑着说,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以他周游列国、到处收学生的方式,他一定不会拒绝登上电视荧屏。
  “二十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诸子百家,现在,就连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的外甥女,发微信都会用‘上善若水’。”在鲍鹏山看来,这首先是大众整体知识层次的提升。“而且,更多人知道了中国文化中有这么多有趣的、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给人生启悟的经典。从这个角度说,《百家讲坛》堪称历史性的文化传播事件。”

二十多年前在青海时,鲍鹏山就在尝试少儿读经
  某种意义上,这是从粗放的市场经济中,逐渐自发生长出了文化的市场,思想的市场。 “象牙塔”和“大众”之间的隔阂,逐渐打开了。
  采访间隙,鲍鹏山随手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来几本书,将书名指给我们看……“这就是现代学者写的书:好读,又不乏创见。”
  如他所说,文化传播,也许本该如此、早该如此:一项具有荣光和尊严的事业。
  行在希望的路上
  但是,从电视走向大众的鲍鹏山,近十年来,却没有趁着热度,加入网络综艺平台,迎上学者“出圈”的潮流。文化和娱乐的界限,他看得分明:“向公众传达思想,要保持原有的严肃,挖掘深度。”
  鲍鹏山去了哪里?从公众传播者,他又走回了最初的理想——和孩子们在一起。
  他深知,虽然如今大众已经开始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意识到传统经典对人格塑造之重要,家长也开始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但实际上,很多人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没有通读过一本中国传统经典,没有上过一堂介绍孔子的课,没有背过一天的《论语》。由此引发的种种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令人深思。
  而社会上“国学教育”机构更是泥沙俱下、参差不齐,这些都迫使鲍鹏山不断去追寻源头。
  这就是他日后提出的传统教育阶段论:三年养正,两年培大,数年精一,这迥异于现代西方认知发展论单纯以年龄和智力分阶段的方式,而是强调人格成长的循序渐进。
  其实,在青海时,鲍鹏山就曾办过学堂。
  当时他在西宁找了一所小学,在征求学校意见后,办了两个读经班。那时带领孩子们读《论语》,在家长看来还是一件颇为稀奇的事儿。
  2006年,鲍鹏山又在上海办学。应一位做培训的学生的要求,他们在报纸上打了广告: “鲍鹏山教《论语》”。因为他的公众知名度,一下招了三个班。鲍鹏山知道,需求群体已然存在。
  但是,当孩子们前来上课,鲍鹏山和同事们却被家长迫切地追问:孩子读得懂吗?孩子读了有用吗?孩子有人教吗?你们有教材吗?……种种问题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不成熟。
  又七年过去。2013年,鲍鹏山感到各方面时机已到,于是在上海创办了浦江学堂。以公益的形式,向小学阶段的孩子传授传统文化经典。学堂第一个班“克图班”,就设在上海浦东图书馆。
  “克”,取自《大学》的“克明峻德”。鲍鹏山又选取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将这八个字作为浦江学堂每开一班的排序依据。八年来,学堂已累计开设128个班,4000余名学生在读,逐渐遍及全国。
  起初,鲍鹏山事事亲力亲为:为孩子讲课、和教师们讨论课案、为学堂寻找社会赞助……现在,学堂已在“克明峻德,知行合一”间行过了一轮,发生了许多值得铭记的故事,留下了许多启发思考的实例,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生命力。
  新年伊始,学堂即以“仁义礼智信”之名,向更多孩子、家长、社会人士敞开胸怀。

鲍鹏山常常坐在孩子们中间,仿佛他坐在教育的未来之中,坐在中国文化的希望之中
  鲍鹏山渐渐走到了幕后。如今,头发已近花白的他,常常坐在孩子们中间,笑着看他们行吟坐读,仿佛他坐在教育的未来之中,坐在中国文化的希望之中。(文/《新教育家》 张犇鑫;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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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肇恒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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