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牵手甘孜州丹巴县，是四川省第二个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中的重要行动之一。
第一个十年，成华区牵手泸定县，采取派人员中短期支教、资助经费和物资等方式，解决了当地短期的教育困难。
而第二个十年，成华区则创新援助模式，携手丹巴以“丹巴嘉绒文化”地方课程开发为载体，完成了一次跨区域的优质教育均衡改革尝试，成为智力援藏的典范。十年携手，丹巴人民看见了家乡传统文化之美，而成华人则找到了“3.0教育时代” 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课程领导力。
一个是新时代的教育先锋者，一个是大山里的传统守护人，成华和丹巴，跨越400 公里的山水，实现了一次教育的温柔共振。
“一拍即合”
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了一场“选美中国”的活动，在 “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评选中，一个地处深山的隐蔽村寨脱颖而出，摘得桂冠。它便是丹巴县的藏寨。
从那时起，这块隐匿在巴蜀西部的“瑰宝之地”被掀开了神秘的面纱，无数旅人千里迢迢，跨越山水，奔赴其中。
丹巴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那里生活着以嘉绒藏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嘉绒藏族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独具特色的嘉绒藏寨，形式多样的锅庄，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嘉绒服饰以及饮食习惯、宗教文化、传统节日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丹巴嘉绒藏族文化。
整个丹巴藏寨依着起伏的山势迤逦连绵，从大金河谷层层向上攀缘，一直延伸到卡帕玛群峰脚下。山峦之间，湖泊点缀，星落棋布，森林无边无际，美不胜收。
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丹巴的这份美丽背后，却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忧虑。
遮天蔽日的深山和无数的断崖，让当地的乡土民情和独特建筑得以留存，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他们与外界文明接轨的步伐，最明显的，就是教育水平的滞后。
2011年起，成都市成华区落实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开始了支援丹巴的十年行动。
这是四川省的第二个十年计划，在前十年和泸定牵手的援助行动中，成华区派老师进行中短期支教以及资助经费和物资，解决了当地民族地区教育的暂时困难。第二个十年启动之初，成华区开始思考：如何提高援助效益，由短期援助到产生长期影响；由外显的行为到内涵的提升。
此时，丹巴县教育局局长许林、副局长拉尔吾加提出了一个思路。
作为地道的丹巴人，许林和拉尔吾加非常热爱家乡的嘉绒藏族文化，但是在日常的观察中，他们发现嘉绒文化正随着民族的交融而日渐式微。
“与外界文明接轨是好事，可是文化的根也必须守住。”对于家乡文化的消融，他们感到非常痛心。
如何将嘉绒文化的血脉延续下去？最好的方法便是从孩子抓起。
丹巴县教育局已经在着手嘉绒文化课程的开发，他们希望成华区可以在这点上施以援手，借助成华区强大的教育外力，深度挖掘嘉绒藏族文化内核，使之形成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
对于成华区来说，在教育改革逐步从课堂走向课程，从教学走向全育之时，成华区的学校、教师的课程意识、课程规划、课程开发等能力都亟待提升。而“丹巴嘉绒文化”课程的开发实践，正好可以为成华区大规模提升教师课程领导力厉兵秣马。
时任成华区教育局局长的蔡达林当即决定，这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项目，教育局将尽可能的给予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后来的毛军局长、高峰局长也一直坚决支持项目的推进。
双方一拍即合，成华区正式开始了对丹巴的十年“文化援藏”之路。
部分课题开发组老师合影，正中为丹巴县教育局局长许林，左二为邹昌淑，右五为成华区教育局副局长叶树文，右四为唐皓，右三为吴玉婕，右二为张明蓉
“七进七出”到“闭关修炼”
但让成华区课程开发组的老师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远比想象的要艰难许多。
“一大早从成都出发，晚上九点多才能到目的地。”成华区教科院副院长唐皓回忆起最初前往丹巴时的情景，感慨不已。
丹巴到成都近400公里，沿途高山险峻、河流湍急，经常遭遇落石和塌方，十分危险。此外，因为海拔较高，对于不少老师来说，高原反应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确保安全，当时教师进修学校的毛颖校长常常亲自带队，驾车护送老师们进去。但因为身体原因，每一次，他都会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唐皓至今记得，毛校长嘴唇发乌，站在路边大口吸氧的场景。她心疼地说，“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
为了对丹巴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老师们需要深入到丹巴的各个沟谷进行实地采风。其中，葫芦海是丹巴颇负盛名的一个美景，海拨约4200米，荒无人烟，距离最近的村庄党岭村有400米的海拔差距。然而这区区400米，在奔走于采风一线的德育教研员吴玉婕和教育科研室主任邹昌淑看来，却堪比登天。
“从党岭村去葫芦海，需要先骑两个小时的马，然后再爬一个小时的山，山上全是乱石，必须手脚并用。早晨天不亮就开始爬，来回七个多小时，晚上9点多才能回到丹巴县城。”
但也正是这种从平原发达地区到山区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让老师们愈加感受到了身上的重任，从没有想过放弃。
在拉尔吾加的帮助下，课题开发组的老师们身穿嘉绒藏族服饰，体验当地的传统文化
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6年6 月，老师们七进七出丹巴，先后去了甲居、梭坡藏寨、美人谷、墨尔多寺、莫斯卡等众多自然、人文景观实地考察，同时，还深入采访了多位当地文化人士，收集、录制了很多面临失传的丹巴当地歌舞，为教材编写获取了大量的素材。
此外，当地教育局给予了老师们极大的支持。为了让老师们深度体验嘉绒藏族的传统节日文化，拉尔吾加副局长亲自组织各种活动，并盛装出境，以供教材配图。老师们分不清嘉绒藏族服饰和其他藏族服饰的区别，他便将自家所有的传统服饰拿出来，一一进行讲解。
就这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课程开发组的老师们终于完成了对丹巴人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资料搜集。
2014年5月，将收集的材料整理之后，老师们以分科的形式根据文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五个板块，第一次编写出了四年级教材初稿。虽然稿子受到丹巴各界的肯定，但老师们自己却很不满意。
2014年7—8月，课题开发组的老师们正在进行暑期封闭式教材编写及统稿
彼时，教育改革进入“3.0时代”，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成华区也正在进行着以“育人模式重构”为中心的深刻变革，从“塑造教育”向“自主教育”，从“分科教育”向“全科融合教育”的转变。
在搜集资料的时候，老师们就发现，丹巴嘉绒藏族文化里山水人文都互相交错着，强行进行学科划分本就脱离了文化的内核，而且，分科教学也跟成华区正在进行的“全科融合培养人”的目标相悖。
随后，在省内有关专家的启发下，他们将前期确定的“分科”编写思路全盘否定，采取综合活动课程的编写思路，以主题为单元，选择丹巴人民基本活动或特殊文化标识作为学习主题，然后展开内容、渗入学科。这一思路既保证了丹巴嘉绒文化的持续浸润，又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
确定了新的编写思路以后，2014 年7月，老师们迎来了第一次“集体闭关”。他们封闭在酒店内，开始重新进行四年级的教材编写。以小组为单位，分别负责不同的板块。每一天，他们都在各自的房间内进行着头脑风暴，第二天，再将组内讨论的结果在集体会议上提出，接受所有老师的推敲和打磨。
“提出，推翻，再提出，再推翻，有过争吵，有过坚持，有过妥协。” 037_THE EDUCATOR 在唐皓的记忆里，那个“闭关”的一星期，几乎每天都在“精神分裂”。老师们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是常事，为了让思路不断，经常不下楼吃饭，而是在房间内吃些点心将就一顿。
在经历了埋头苦干、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的一周后，老师们终于做出了第一册的教材模版。
回到成都后，“闭关”成了老师们的常态。“每个假期都在加班，真的是殚精竭虑。”邹昌淑对记者说。
2014年秋，首本《丹巴嘉绒文化》教材终于面世，并在丹巴全县小学四年级中开始试用。到2017年9月，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中全一册教材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先后在全县投入使用。至此，丹巴县中小学校没有本土教材的历史结束了。
为保证这套教材的使用，丹巴县教体局专门出台文件，将其纳入正式课程设置，并对教师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不少丹巴的文化名人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对丹巴来说，这是比修一条路、建一座桥还要更意义深远的事情。”
“看见”
教材刚出版的时候，成华区希望通过在丹巴县中小学开展“研讨活动”“公开课”等形式，在教学中完善教材，在教学中培养师资。
唐皓记得，她第一次带着老师们去试教，进入丹巴境内后，因为前方塌方被堵在了路上。当时，她下车和当地老乡交谈，被问及此行目的，她拿出了教材。
老乡拿着教材翻来覆去地看，一边对唐皓一行人表示感谢，一边感叹教材里很多文化知识自己这个地道丹巴人并不知道。
“老乡翻看教材的时候，眼里有光。”唐皓回忆说。
临行时，老乡送了唐皓一个南瓜，那个南瓜随着唐皓在丹巴辗转了一星期后跟着她回到了成都。在唐皓心里，那不单单是一个南瓜，那是课程开发组所有老师们培育出的果实。
那次试教，课题为《吃糌粑，有气力》。现任成都市熊猫路小学校长张明蓉是主讲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直言，“当时特别想哭。”
去之前，张明蓉和吴玉婕老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了那堂关于 “糌粑”的活动课，在她们的预想里，孩子们会对他们生活里常见的“糌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一到丹巴，她们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根本没吃过糌粑。
那是张明蓉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嘉绒藏族文化真的在消失。她也突然间开始真正明白了丹巴嘉绒藏族文化教材的存在意义。
当天晚上，老师们熬夜重新设计了一堂课。那堂课博得了满堂彩，课后，许多丹巴的本土老师围过来，她们惊叹，“原来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也能成为一堂课，还那么有趣那么有教育意义！”而孩子们也表现出了对“糌粑”的极大兴趣。
看着丹巴老师和孩子们的笑脸，成华区所有的试教老师内心都倍感欣慰，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2018年，唐皓再次带领老师前往丹巴，这一次他们准备了一堂活动课——《我们的节日恰支拉》。恰支拉，是丹巴嘉绒藏族儿童特有的迎接春天的节日。
《我们的节日恰支拉》课上，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音乐里翩翩起舞
那堂课，震惊了成华区的老师们。他们一踏进教室门，就看到所有的孩子都穿着传统服饰，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跟着丹巴传统音乐翩翩起舞。
当地老师说，“没人要求他们穿传统服饰，可所有孩子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
终于，丹巴的孩子们看见了自己家乡的美，随之生长的是文化的自信，他们变得开朗，也开始勇于向外人展示自己。
“丹巴的美飘在美人谷，流在小金川，融于生活，浸入血脉。但是许多丹巴人却美而不自知。他们需要一个声音，来提醒他们，他们是美的，更要将这种美延续下去，庆幸的是，我们及时发出了这个声音。”邹昌淑深情地说。
《丹巴嘉绒文化》教材的第一课叫《我的家乡在丹巴》，课文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从空中俯瞰丹巴，像一朵盛开的梅花。每一片花瓣由一条山脉构成，花瓣与花瓣之间有一条河流……丹巴境内的五条河在章谷镇汇合成为大渡河的起点，河水汇入岷江，再注入长江，直奔东海。”
这段简单的文字背后，是成华区老师们和丹巴各界领导编写教材的初衷。他们希望，丹巴的孩子们能够热爱自己的家乡，再像岷江注入长江流入东海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
望着眼前穿着传统服饰笑靥如花的孩子们，成华区的老师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丽的丹巴嘉绒文化一定会随着这群嘉绒娃，流向祖国的大江南北。
“泡酸菜”
“就像是泡酸菜一样，浸久了，酸菜就泡成了，味道也就好了。” 谈及这次课程开发带给老师的影响，邹昌淑笑着说，现在的她就像一盘好吃的酸菜。
“不能说质变吧，但深度参与了整个过程，由0到1再到成型，自然而然就得到了巨大的成长。”唐皓补充道。“教师参与教材和教参编写的时候，会发现教材里的每一幅画，每一句话，后面都有编写者的一个逻辑和一种表达。这间接提高了他对教材的理解能力，当他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所执教的那个学科时，往往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
吴玉婕老师坦言，自己就是这个项目的典型得益者，因为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课程以及如何建设课程。
“以前总觉得，课程就是一堂课连着一堂课，现在才知道，课程是一个整体，教师首先要有一个课程意识，要思考通过这个课程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去。然后你的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方式的规划和设计都要围绕着人来。之前，德育活动存在零散化、碎片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引导学校系统建设德育校本课程，引导老师构建实施德育班本课程了。”
看到课程开发组老师们的巨大成长后，成华区展开了一个直接指向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三年行动计划。第一个阶段是课程意识的培养，第二个阶段是课程规划，第三个阶段是课程实施。成华区希望课程领导力能成为每个老师新的生长点，在以核心素养为培育目标的教育时代，拥有整合身边课程资源达到培育人的能力。
而对于身为校长的张明蓉而言，这次的课程开发经验，则让她有了高于教师维度的收获。“如果没有这次经验，或许我会走很多弯路，浪费很多时间。”
2015年9月，张明蓉从石室小学调到熊猫路小学，担任校长。摆在她眼前的，是一个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学校，老师们虽然年轻，但因为没有机会和平台而丧失斗志“了无生气”。
如何盘活这所学校，是刚赴任的张明蓉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
熊猫路小学靠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当时，政府正在规划打造一个熊猫国际小镇，让该区域成为成都的国际交流窗口。
在对学校做了一番诊断之后，借着前期编写丹巴嘉绒文化教材的经验，张明蓉当即决定，依靠大熊猫基地这个资源优势，打造属于熊猫路小学的特色校本课程。
2015年，在张明蓉的努力下，教科院附小、石室小学和熊猫路小学正式组成“三校联盟”，开始尝试互助合作共同开发各自学校的校本课程。最初，熊猫路小学只有6个老师参与，到17年底，全校所有老师都卷入了进去。
作为区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学校，熊猫路小学打造的“熊猫功夫课程”成绩喜人，得到了广大同行的认可。
“学校、老师和孩子们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当老师们做出来的成绩被看到了，他们就有了成就感，一个学校的发展就是靠老师们一点一滴的成就感堆积起来的。”张明蓉欣慰地说。
在她的课程领导力的影响下，熊猫路小学所有教师都激发出了清晰的课程意识，甚至包括后勤服务人员。面对学生食物浪费严重的情况，后勤部开发了一个“光盘行动” 的项目课程，全校师生积极参与，效果非常好。学生发展中心提出要举办“最美教师”活动，后勤部在准备奖品时首先考虑的则是奖品的后续教育延展性。
“学校的一事一物都有其课程意义，都指向学生的未来发展，正如丹巴的那些山水花鸟，每一样都有其可持续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力。”
现在的熊猫路小学，已经成为了新优质学校，老师和孩子们蓬勃生长，自信优秀。而这也正是成华区和丹巴县如今的整个教育风貌，有底蕴，有朝气，以欣欣之态迎接着广阔的未来。
2014年8月26日，成华区教育局原局长毛军带领成华区教育局及教科院相关领导与丹巴县教育局开展第一次教材交接仪式，交接四、五年级教材及教师用书
临行前，记者问老师们以后是否还会去丹巴，她们眉眼带笑，坚定地说道，“当然，牵了手就是一辈子，还有下一个更好的十年呢！”（文/《新教育家》金鑫；供图/成华区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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