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是陶行知先生一生践行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教育理念的结晶。“行知”来源于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陶行知先生认为知与行不仅要互相结合，行更应该在知之前，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对于现代的教学具有很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在说“知行合一”之前，不得不提到明代伟大的心学家王阳明，阳明先生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影响了几百年来的哲人智者，甚至名传海外，在东北亚、东南亚都有一大批仰慕者。
相比程朱理学，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陶行知先生正是受王阳明的思想深远，在他的启发下，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等观点。
生活即教育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陶行知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做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他把生活教育提到这么一个高度，让人为之震撼，震撼于他的精辟和深刻，同时感叹教育家的前瞻性，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吗？在学习新课程理念、开发园本课程、研究有效教学的今天，我们再回头品味陶行知先生的话，是预见，还是巧合？
在自然的生活中进行教育，创设生活化的环境更易于幼儿理解和接受。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教育，善于开启幼儿感受生活、学习探索的兴致，教师是一个活的教科书，孩子从“活”的书中能感受生活、感受生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不仅要教给孩子知识，更要让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职业，在教育活动中与学生共同创造幸福，共同享受幸福。
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从我们当代的教学中来看教学做合一，在教学上大多数教师都能做到“教与学”的统一，却忽略另一面，就是学生的“做”。中国教育家陶行知视“教学做”为一体，“做”是核心，主张在做中教、做中学，强调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所以本文就是探讨教师如何有效地实施“做”，以达到“教学做合一”，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做”，实际是一种行为的强化，先学后做，这是一种对知识的温习，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先做后学，这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能通过实际的动手寻找到真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充分地锻炼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做”的范围很广，但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用笔写、用笔画、动手进行实验操作等；也即从学生最基础层面的动笔开始，再慢慢到能自行设计实验，最后能进行实验操作。对于我们中学的学生，因为学习主动性差，在课堂、课后，连动笔都不愿意。生物学习，实验操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很多图、表都是要通过动手画才能巩固的，学生恰恰没有重视这一方面，导致知识得不到扎实的巩固，容易遗忘。对于这样的学生，“做”就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家皮亚杰说过：“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了动作和思维之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认知规律及教学内容，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做”，引导学生通过“做”巩固知识，并在巩固知识的同时，培养思维能力。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理念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学有着深远的启发。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学教师，在闲暇之余研究这些教育名家的思想对今后的教学管理有很大的作用，也为提升自我修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文/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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