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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陶·读陶]“为新中国的新教育继续奋斗”——回顾陶行知与郭沫若的一段友谊

发表时间:2020-11-19 10:03:00    来源:未成年人网
  这个标题是陶行知生前的最后一封亲笔信——《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写于1946年7月16日,就在前几天,陶先生的战友,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为民主事业牺牲。先生在信中写道:“深信我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人来顶补……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先生始终相信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就在眼前,新中国的新教育一定会有人前赴后继。
  7月23日,陶行知与郭沫若见了最后一面。分手时,郭深知陶行知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半开玩笑地请他保重,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
  陶行知也半开玩笑地回答:“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推定榜上有名的。”
  7月25日,陶行知不幸逝世,郭得知这个消息如雷轰顶。第二天,郭沫若与马叙伦、沈钧儒、陈鹤琴等人忍痛向陶行知遗体告别。8月11日,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朱德等两千多人出席。10月,郭沫若、田汉、李济深等发起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同日,郭在报上发表《痛失人师》,文章说:“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而今天他忽然倒下去了。尽管说陶先生精神不死,但一个人在和一个人不在,究竟是两样:何况像陶先生那样的人和他那样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找到替手的。我愿和千千万万的受了陶先生的熏陶的年青朋友们同声一哭。”
  如今,南京晓庄陶行知墓地的石碑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正是出自郭沫若的手迹。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这是孔子教识人的方法:要看一个人所从何来,也要看他为何如此,还要看他安于与什么人交往,考察他的行谊,人能躲到哪里去(人焉廋哉)?
  因此,陶行知与郭沫若抗战时的友谊,就值得教育界同仁认真对待。
  陶行知与郭沫若一样,年轻时已扬名海内,但俩人直到抗战时期才得以结识。
  1914年,22岁的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虽以政治为题,却处处指向教育。此文中,陶行知将生灵涂炭、产业凋敝、外患频频的时局与教育兴邦联系在一起。陶行知认为: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陶先生年轻时代已有教育强国的真知灼见。孟子曾言伊尹的教育观:“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年轻的陶行知在见识和抱负上已与圣人同行。
  时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在台下观礼,印象极为深刻,称之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郭沫若早年已蜚声海内。1927年4月,郭在朱德的书房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并率先喊出“打倒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被国民党通缉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流亡日本10年。
  卢沟桥事变后,郁达夫带信云“委员长有所借重”,郭沫若逃脱日本军警监视,秘密回国参加了抗战。
  1938年武汉会战后,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文教和抗战宣传的工作。
  此时,陶行知先生正在美国宣传抗日。当年,日本侵华的战略物资54.4%来自美国进口,陶行知临别美国时发表著名的演讲:“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创办育才学校。郭沫若对育才学校的办学工作极力支持。1940年12月26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为育才学校举办了儿童音乐演奏会。出席音乐会的有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叶剑英及苏联友人米海耶夫、叶绥娜等,以及金融界、文化界和中外记者。校长陶行知首先致辞,宣告育才学校的办学宗旨:造就无数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这场音乐会上,音乐组组长贺绿汀带领学生出演了钢琴独奏等节目,胡然演唱了《嘉陵江上》《八百壮士》等歌曲。演出后,周恩来为学校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育才学校大多是有“特殊才能”的学童,在教学上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教育,学生分为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六组。各组所聘的老师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干将,除音乐组的贺绿汀外,戏剧组组长章泯,舞蹈组组长戴爱莲,绘画组组长陈烟桥则是鲁迅学生,文学组组长是诗人艾青。此外,著名画家丰子恺、华君武,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等都曾在学校任教。郭沫若、茅盾、冯雪峰、夏衍、聂绀弩、翦伯赞、胡风、何其芳、田汉等,都曾经来校兼课或讲座。
  育才学校拥有如此强大的师资,当然离不开国统区“文艺班头”郭沫若的鼎力相助。
  在战争时期,办学条件极苦,最困难时师生们每日两餐稀粥,十几粒蚕豆下饭。但在诸多名师的培养下,孩子们享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育才的学生中,很多人后来卓有成就,其中最知名的是国务院前总理李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东南亚华侨及港澳、九龙同胞的资金来源中断,重庆物价飞涨,育才学校时时有断炊之危。陶行知终日为筹集经费而奔忙,1942年年初,陶行知联络郭沫若、冯玉祥等人,在育才学校举办字画义卖,由中苏文化协会主办、育才学校绘画组承办。1942年1月11日,“抗敌儿童画展”正式展出,布置了3个展室,一进门是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徐悲鸿、关山月、叶浅予等名家捐赠的字画。第一间展室是木刻作品,第二间是水彩画,第三间是油画和粉画。所有展出的作品标明作者,学生的作品还标明了年龄,作品还标明义卖的价格,名人字画标价高,学生作品的标价则几元、几十元不等。开幕后,参观群众络绎不绝,进步友人认购名家字画以外,也认购了不少学生的作品。
  其中,郭沫若先生的字、书法界著名的“郭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郭体”成为收藏界一字难求的珍品。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郭沫若又携手并肩战斗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战线上,重庆“校场口事件”中,郭沫若被特务打伤,陶行知眼镜被打落。在上海各界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时,陶行知疾呼:“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民主。”
  请愿团在南京被暴徒殴打后,郭沫若立即赶赴南京,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陶行知在上海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的无耻宣传予以痛斥,同时严正指出,殴伤马叙伦等人的“下关车站事件”,正是国民党法西斯一手制造的惨案。
  正是在血与火的民主战线上,陶行知与郭沫若铸成了同志般的友谊。所以,郭沫若饱含深情地评述:“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师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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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肇恒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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