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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陶]利用历史断面法对陶行知生利主义理论来源的分析——兼议陶行知“生利主义”对杜威 “职业教育之精义”的发展

发表时间:2020-11-03 15:51:00    来源:未成年人网
  “断面”是工艺技术的一个词语,它指“物体切断后呈现的表面”。历史断面法,指的是在分析历史事物时,按时间断面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历史断面法分析问题时,依据如下两个原则。第一,影响性原则。一般说来,先发生的历史事物(包括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可能对后发生的历史事物有影响;但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先前发生的历史事物一定没有影响。第二,发展性原则。后发生的历史事物,可以说是对先发生的历史事物的发展或超越;先发生的历史事物,不能说成是对后发生的历史事物有发展,而只能说是对后发生的历史事物的超前。
  现在依据历史断面法中的影响性原则,对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分析。并利用历史断面法中的发展性原则,对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是对杜威职业教育精义思想的超前进行分析。
  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杜威是美国继皮尔士、詹姆斯之后的第三位实用主义大师,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从效用原则出发,建立了实用主义理论体系。“有用即真理”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他认为,人们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人的经验就是真理的尺度。有用的就是真理,没有用的便是谬误。杜威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作为教育家的杜威认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问题。他便把哲学和教育结合起来,其教育哲学成为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其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杜威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学原则三个方面。在教育本质上,杜威认为:“教育虽然不是唯一的工具,但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把所有社会团体想要实现的目标、看重的价值分配给个人,让个人去观察、判断、思考和选择。”基于此,他把教育的本质概括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持续不断的改造”。在教育目的上,杜威主张“教育无目的”。他认为:“教育过程有它自身之外没有目的,它是自己的目的。”即教育目的寓于教育整个过程,是教育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并非由社会、政治等教育过程以外的东西决定的。在教学的基本原则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是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过程应该是“做”的过程,并将获得知识与生活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和发展。作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深受其影响。受杜威“工具主义”哲学的影响,将职业教育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相信教育能救国,提出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满足经济社会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受“教育无目的”论的影响,主张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的职业教育梦想。
  第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1916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该书中的第二十三章为《教育与职业》,在其中,杜威有如下观点: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人生活动所遵循的方向,使这些活动因其结果而让个人感到有意义,同时也使他的朋友感到活动有好处。(P325)职业是唯一能使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找出一个人适宜做的事业并且获得实行的机会,这是幸福的关键。天下最可悲的事,莫过于一个人不能发现一生的真正事业,或未能发现他已随波逐流或为环境所迫陷入了不合志趣的职业。所谓适当的职业,不过是说一个人的能力倾向得到适当的运用,工作时能最少磨擦,得到最大的满足。(P327)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各人的特长,并且训练他尽量发展自己的特长,因为这种发展最能和谐地满足社会的需要。(P328)群众的教育显然属于实利的性质。这种教育与其称为教育,毋宁称为学徒制度,再不然也可称为从经验中学习。(P330)现在职业教育问题之所以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要集中全力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是离开人类利用自然的活动最能练习人的智力呢,还是在人类利用自然的活动的范围以内最能练习人的智力呢?个人的文化修养是在利己的条件下最能获得呢,还是在社会的条件下最能获得呢?(P339)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中许多论述的影子: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
  必先有种种设备,以应所攻各业之需求,然后师生乃能从事于生利。吾人对于一业,才能兴味皆最高,则此业为最适;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故能选最适之业而学者,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己哉!可以说,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
  第三,中国近代以来的职业教育思想。近代以来的职业教育思想,包括技术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洞开,在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洋务派登上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初步形成了技术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凡民无不有学”的教育观;“破拘挛之故习”的教学内容改革;“设一科以取士”的选才策略。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提出“农工商兵皆须设学”,以“养民”“治生”为主的教育观等实业教育思想。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主张兴办实业教育、开展工农商矿教育等。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生利、分利的实业教育思想。晚清教育家张蹇,对实业教育的有关论述,影响深远。在论述实业教育的地位时认为:“教育以普及为事,普及以生计为先……铺实业知识尤宜计及。”“从前的一些工作里,贫民不能工作的很多,能工作不能做上等工作的也很多,这就是没有受可实业教育的缘故。”在论述实业教育的目的时认为:“惟实业教育则直接即可生利。”在论述实业教育的性质论时认为:“各本性所近,习一艺而专之”。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认为 “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有武力,而犹在财力。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 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包含了职业教育的内容。
  黄炎培对蔡元培实利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发挥。他在1913年发表的《教育前途危险的现象》一文中认为“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大患。习法政者所为事业,分利事业也,其趋之也如彼;农工,生利事业也,其去之也若此。” 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主张一切教育以实业为中心,一方面设实业科推广实业教育;一方面使普通教育向实用化方向发展。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全国性机构。1917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公开发表。它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以黄炎培等为代表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具体表现如下:
  指出中国实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当时国家存在问题:“今吾中国至重要、于困难问题,厥性生计。”解决办法是:“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面对国家存在问题,提出其解决方案是发展职业教育,阐明实施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需;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
  提出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曰调查,曰研究,曰劝导,曰指示,曰讲演,曰出版,曰表扬,曰通信答问。”
  提出实施职业教育的前景:“十年而后,倘获睹夫欧美今日之盛,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基础于以确定。”
  总之,《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列举了当时教育不适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介绍了欧美各国实施职业教育的蓬勃景象;从个人生计、实业发展、国家强盛方面,论证了实施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具体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的方式方法。所以,它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时,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是职教社的大部分发起人,对职业教育这一舶来的新生事物的内涵、意义,以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太多深刻的认识。同时,社会上对职业教育掀起了一片谩骂之声。在此背景下,陶行知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应运而生。其中,许多观点都可以从前面的叙述中找到影子。
  其一,“生利主义”一词。“生利主义”一词,可能是从“生利”和“实利主义”两个词语中概括而来的。
  其二,职业教育的宗旨。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宗旨是“生利”。这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等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人计” “为事计”的观点。
  其三,职业教育的四要素。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四大要素,即职业教师、职业设备、职业教材、职校学生。这可以说是对之前职业教育思想的总结。
  其四,职业教育的愿景。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愿景,即“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这段话,可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关于职业教育愿景的论述找到对应点。
  由此可知,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中表现的职业教育思想,借鉴和发展了近代以来的职业教育思想。
  现在依据历史断面法中的发展性原则,分析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是对杜威职业教育精义思想的超前。学者彭干梓等人在《陶行知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与超越》一文中这样写道:“他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则是抓住了杜威‘职业教育之精义’,绝非杜威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发展。”其实这段论述,违背了历史断面法中的发展性原则。
  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于1918年1月,而杜威在中国作《职业教育之精义》演讲在1920年。据单中惠、王凤玉编的《杜威在华教育讲演》记载的讲演时间是1920年5月29日,地点在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该文发表于《民国日报》1920年5月31日。彭干梓等人引用的文献是袁刚等人编写的《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该书记载《职业教育之精义》一文载于1920年5月31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醒》。由此可知,杜威发表《职业教育之精义》的讲演在1920年。而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于1918年。文章发表在先,讲演在后,先发表文章的观点发展了后演讲的观点,这有违历史断面法中的发展性原则。
  应该说,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是对杜威职业教育精义思想的超前。(潘明剑 四川省长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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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肇恒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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